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试述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试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5篇
【篇1】试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论文全球化时代本质论文：人的发展视角下的全球化时代本质
摘要：什么是全球化，怎样在全球化时代采取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正确决策是这个时代每个国家、民族、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与以前社会发展的各个时代不同，当代社会世界普遍联系的日益密切，竞争与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都不得不认真来研究现时代的本质含义。事实上，正是如此，谁在更深的层面上把握了世界的深层含义，谁就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因此，对于目下的全球化，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是审慎的研究和对待。相对于其他中西学者在对全球化的非哲学式解读，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视角，探讨当前世界的全球化发展的真实含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的发展第二阶段；
全球化；
时代本质
一、关于全球化的各派观点及局限
学术界对全球化的观点不一，中外学者对全球化的认识也很难有一个众可称允的定义。德国学者赖纳·特茨拉夫总结当代西方关于全球化的概念内涵时，认为主要有这样三类：首先是乐观主义全球化——看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迅速增长，政治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的多元繁荣；
第二种是悲观主义全球化——全球同质造成了“民族自治状态，祖国情感、舒适和民族特点的丧失”；
m还有第三种观点——“全球化的怀疑派和(可能的)全球化现实主义者”怀疑是否有起积极作用的全球化。中国学者李惠斌总结国内关于全球化的内涵时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种：(1)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体化过程；
(2)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
(3)全球化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当然从文献检索和梳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关于全球化的概念性描述。在孙宽平的统计研究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多达六种以上的从不同视角关照的全球化。纵观起来，相对于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于全球经济联系上的日益国际化、跨国联系的紧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国政治联系的横向纵深发展，文化的多元繁荣式发展。国外的全球化研究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多的从文明、深层文化、哲学等方面来透视当前的全球化背景。
总结而言。当今关于全球化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全球化就是全球一体化，而在这个大观点中，又有许多不同的侧重点。譬如有的侧重于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这种全球化是看到市场，技术(信息)的现代化发展把整个民族国家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稳固整合——以市场为核心，把个人，团体，国家以较以前更深入，更迅速，更深刻的围绕在世界周围的整合)；
有的侧重于全球政治的跨国合作；
也有认为是不同文明(尤其是文化上)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显然，这种对全球化的概括是基于整个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民族联系交往的日益密切性而言。从认识的心理程度上而言，这只能是一种初步、基本式的认识。
第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或美国化。从资本主义向全球(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或者叫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经济的扩展，也是政治，文化扩展的过程，即它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扩展的过程。由于这个阶段(指商品经济时代)资本主义文明本性的开放——扩张侵略的特点，促使人类社会在这个阶段的全球化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球扩张的过程。“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的全球化过程”。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历史上的率先发展，积淀的目前优势的政治经济文化，使他们很容易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向其他国家扩张它的各方面影响。一些反全球化者极力抵制的就是这种全球“同质化”、一体化。很明显，这种观点看到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现实和同化其他国家的一面。但是未能充分看到其他国家地区人民的保持本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第三，全球化从其本质上是以资本为动力的把全球整合为一体的过程。这种观点看到了推动全球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动力所在。因为正是资本——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物”带来的丰厚利润驱动着资产者在世界各地不辞奔走。同时这种观点指出要注意区分资本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从全球化发端、兴起的时代——15世纪——同时也是新航路开辟、商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推动着世界逐步的从地区史走向了世界化方向。因此在我的导师巨永明看来，资本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不仅如此，资本反而具有反资本主义母国的倾向。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进而推断“资本越全球化，国家关系就是越民主化”。而问题在于谁真正拥有资本，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顺着这样的逻辑，我们还可以设想，在人类社会走向肯定会实现人们之间的平等，民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时，究竟是拥有资本的人们不懈追求的结果，还是更广大的未拥有资本者推动的结果?资本拥有者为了资本及其利润的积极努力和资本拥有者追求民主、自由的目标是不是一个悖论?
毋庸置疑，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或其他更高级别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正像一般论者所提到的那样，关于全球化的当代趋势，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就预见并论证了它的趋向和意义，“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在(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秉承资本意志推动整个世界紧密联系的同时也更加暴露了其自身发展的本质性痼疾——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最终必将被新的真正平等的社会形态所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在谈到当前全球化的时限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因而认为“只能存在几十年，迟早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透过当前全球化给人的纷繁复杂的表象。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及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哲学视角来解析全球化发展的真正本质。
二、资本的全球化对物的依赖的四个阶段
人类走向全球化的客观现状和必然趋势是伴随商品经济产生发展历史的结果。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它对物的依赖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15世纪末，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航路的开辟，商业革命，资本拥有者日渐摆脱传统自然经济市场容量的限制。资本拥有者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和交换者，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积累和扩张原始资本，在国内主要是通过不平等的暴力剥夺原来的小土地所有者——农民的土地，例如在英国发生了典型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过程。正是通过这种使小土地所有者与土地分离的过程，资本拥有者为资本的进一步的发展积累了广阔的土地以及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这两样商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物”。马克思因此指出这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而在国外，这些为了获取求得自身发展必须物的早期殖民者通过一系列赤裸裸的侵略，抢劫行径，变其他国家地区，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他民族和人民为其消费品消费对象和商品原料生产者。例如19世纪中期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说：“大洋洲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
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且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因此在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原初阶段。人类社会由地区史开始全球化的起步阶段，资本的拥有者开拓的全球联系，是一部在国内和国外狂热追逐资本所需物的剑与火的“血腥历史”。
第二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于西方各国的纷纷建立，尤其海外市场的日益庞大，国内生产技术的传统式渐进显然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本拥有者视界的开阔，全球(世界)意识的增强，因而整个资本个体者的思想意识的空前高涨，创新和大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尤其是资本者的强力意识。工业革命的适时兴起，包括其中众多先进工具的创制和技术的改进，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不仅巩固了资本者这一阶级在整个世界的现实统治地位，也使整个世界的联系开始真正走上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这里，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是促使整个世界真正步入全球化联系的首要之物，也是使资本拥有者得以空前积聚资本，从而使实现个体空前发展成为可能。
第三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时期，不是历史的偶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虽然改变了资产所有者阶级和封建保守阶级的力量对比，稳固了资本者的统治地位。但是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发展必然要求自觉的利用科学，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发明物多赖于很少科学理论知识的工匠依据实践的经验而取得，因而进展缓慢。而且从全球范围而言，主要以英国为中心，发展区域很不平衡，不能满足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整个世界资本者渴求扩大和加强彼此联系的世界背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资本拥有者尤其注意到能源研发和动力改进对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意义。电能的产生和电力工业的发展，内燃机的创制和广泛应用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中心内容得到解决，适时的帮助资本者完成了对全球各地信息的及时掌握，也更加开阔了资本主义者视界范围，初步慰藉了和丰富了他们的娱乐生活。
第四个阶段，从20世纪40.5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要依托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竞争的产物，也是伴随商品经济一同出现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持续兴起和纷纷加入了或独立或掀起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进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隔绝出去”，促使资本积累的传统方式——主要依靠“强制和野蛮的或被描述为血腥的方式突变到“主要依赖技术革新”的结果。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上述世界现状促使资本拥有者国家必须改变过去主要依赖传统的对于国内国外赤裸裸剥削的方式，研发新的科技产品，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整个地球的日渐熟悉。人类本身逐渐产生探索开发太空领域的强烈意识。因而在这个阶段先后研制成型的原子能实用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不仅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爆炸式发展，帮助资本拥有者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科学和技术的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也加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使愈来愈多的人能够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政治、文学、艺术等社会的和精神的活动。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多方面发展。
【篇2】试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
国家的兴衰并非必然的宿命，历史终将惩戒逆势而为的竞争者。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不再是着眼自身的战略扩张，而是借势发力的资源整合，共同发展与进步。独行快，众行远。这是新时代国家之间战略竞争的最好箴言。
国家的兴衰，尤其是大国的兴衰，是一个长期以来令人困扰却又为之着迷的问题。在人类国家发展史上，国家兴衰更替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许多曾处在世界权力巅峰的国家逐渐衰落，而许多曾相对落后的国家却迅速崛起，并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国家实力此起彼伏，变动不居，使人类历史更加多彩，也更扑朔迷离。
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的兴衰首先是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如果将国家的兴盛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崛起，那么经济学早就给出了非常丰富的答案。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促进要素流动的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库兹涅茨则注重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经济结构的升级。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曼瑟·奥尔森将制度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兴衰有其更为宽广的视角，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常为国家兴衰提供最为直接的注脚。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从经济和军事视角考察了近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并认为大国的兴盛缘于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扩张，而大国的衰落在于过度扩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军事安全需要耗费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这是一种具有很明显的战略竞争思维的分析，提供了国家之间战略竞争的历史经验教训，展现了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鲜明特色。然而，随后的苏联解体宣告了这一时代的结束，留给了人们关于新时代的大国兴衰之问。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真正迎来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今，国家兴盛发达仍是世界各国的梦想，战略竞争也仍是大国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战略竞争的内容与形式有其时代性。国家实现经济崛起以及那种依赖经济崛起和军事扩张来实现的战略竞争的基础条件正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的日益加深使国家之间战略利益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一方所得为一方所失的零和博弈也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成为唯一的赢家。
当前，人们乐于将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联系，并将中美两国放在大国兴衰的历史维度加以讨论和争辩。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近40年来的崛起进程中，美国的衰落成为热点话题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崛起并非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们对新的历史时代两个大国的全球战略的思索。
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领导人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但在中国的语境中，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竞争双方不是对手。中国的竞争优势来自合作，来自对国内资源与全球资源有机整合。“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发展战略与外部世界的对接，也是中国国内各地区发展战略的对接。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则进入了“美国优先”的新时代。为了获取战略上的竞争优势，美国维持了世界上最大的军费开支并乐于在世界上寻找战略对手。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611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比例超过36%，约为中国军费开支的3倍。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着重强调“美国优先”，并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挑战对手，宣扬冷战思维的“印太战略”。这种只顾自身利益、逆时代潮流的战略竞争思维不仅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最终会成为自身衰落的加速器。
总之，国家的兴衰并非必然的宿命，历史终将惩戒逆势而为的竞争者。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不再是着眼自身的战略扩张，而是借势发力的资源整合，共同发展与进步。独行快，众行远。这是新时代国家之间战略竞争的最好箴言。
【篇3】试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国家翻译与文化外交
作者：刁洪
来源：《对外传播》2017年第03期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开幕前夕，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且限量发行的《中国关键词》短短一小时就被各国记者和工作人员取阅一空。《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图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共计九册，包括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葡语、日语和韩语10个语种，分五个专题，以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呈现。该书的内容选编自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创建的“中国关键词多语对外传播平台”。“平台”主要围绕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中文词条专题编写、解读以及多语种翻译，通过平面、网络和移动社交平台等多媒体、多渠道、多形态及时持续对外发布，旨在以国外受众易于阅读和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理念，解读中国思想、政策和发展道路。①
“平台”的构建及图书的出版堪称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化外交的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本文拟以“中国关键词”为切入点，以翻译赞助人为研究视角，梳理国家翻译行为的来龙去脉，并揭示新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战略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翻译实践与国家意志
翻译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②，它要受到赞助人（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赞助人包括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高等院校、学术期刊）等。③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因素，赞助人决定着译作的主题和表现形式；
二是经济因素，赞助人为译者安排工作、支付薪酬、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
三是社会地位因素，通过译作，译者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和地位。④国家翻译实践（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指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⑤，即国家（政府）是翻译行为的策划人和赞助人。国家（政府）在翻译机构设置、翻译政策及原则制定、译员筛选与培训、译作发行及推广等方面行使决定权。此类翻译实践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代玄奘大师主持的佛经“译场”“译《大般若》《瑜伽师地》《大毗婆沙》及《六足》《发智》《俱舍》。即此诸编，已逾千卷”。⑥而“译场”的组织与运作无不受到朝廷之影响，唐太宗还为《瑜伽师地》作译序。欧洲中世纪的“托莱多翻译院”翻译了数量庞大的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原作，包括《几何原本》《伦理学》及《卡里来和笛木乃》，这是***与伊斯兰教之间罕有的一次友好接触，而西班牙政府和大主教雷蒙（Raymond）及罗德里克（Roderic）是其主要资助者。⑦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政权、加强对外交流，中国政府先后设立了三个国家级专门翻译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今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49）、“中央编译局”（1953）和“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局（今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1955）。⑧“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其主要威胁，并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一系列反恐行动，为了消除语言障碍，美国国防部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培训翻译人员和开发战地翻译机器（如Phraselator）。
【篇4】试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作 者：任晋茹
作者机构：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出 版 物：新闻研究导刊
年 卷 期：2017年 第13期
摘 要：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声望资本,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具有双重性,它向中国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但同时也会使世界曲解中国。因此,中国在塑造国家形象时要在把握好方向的基础上争取主动权。
页 码：83-83页
主 题 词：全球化;国家形象;塑造;思考
【篇5】试述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
陈平原：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
进入专题：
大学之道
● 陈平原 （进入专栏）
国人都说，都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不能再沉默，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否则，我们将被日渐边缘化。面对如此宏论，我“欣然同意”。只是如何落实，实在心里没底。比如，什么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如何“发出”这声音，还有这“声音”是否美妙，都没把握。不提别的，单说“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
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已经确定；
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可以发言，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而中国却不一样。有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争相谈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相信，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今天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我个人，既研究过去百年的“大学史”，也关注“当代中国大学”。我心目中的“当代中国大学”，是着眼于邓小平南巡以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之后，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我曾用了十个“关键词”来观察、描述、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那就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
具体的我不想多说，就说一句：此前一千年，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后一千年，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至于中国大学，仍在转型过程中，更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一、“世界一流”的焦虑
我认定，大学排行榜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为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
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
在科技及文化领域，中国人有好几个梦。比如，奥运金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倾全国之力，在北京举办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第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第二个呢，不管是文学还是物理、化学、经济学，还没有一个持中国护照的学者或文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不过，这是迟早的事；
而且，我以为不会太遥远。相对来说，建设一所能体现一国学术文化整体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反而有点“悬”。
当今中国，各行各业，最时尚的词，莫过于“世界一流”，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提及“中国大学”，不能绕开两个数字，一是“211”，一是“985”，而且都叫“工程”。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这自然是大好事。可国家毕竟财力有限，这目标也太宏大了点。于是，政府做了调整，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985”工程大学。此后，我们开始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上世纪二十年代转而学美国，五十年代学苏联，八十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
现在，反过来，一切惟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
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的，因为我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了好多话，有的被严厉批判，有的则得到广泛赞许，下面这一句，倒被不断“传抄”——“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
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我这么说，并非否认中国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我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世界一流”说事，要求你按“排行榜”的指标来办学。
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我认定，大学排行榜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为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当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时，也必定会扭曲办学方向。
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不容你置身事外。在我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因为好大学必须有个性，但它的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而好的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有可能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其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
缺点则是大学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将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外有排行压力，内有部门管理，中国大学自由发展的空间正日趋缩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二、“教学优先”的失落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其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本科教学不受重视，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在我看来，大学不同于研究院。即便是研究型大学，“教书育人”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有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共产主义新人”，都要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关注的是心智，而非专业技能。而所谓的“心智”或“精神”，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自从有了“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加上各种“排行榜”的诱惑与催逼，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理由很简单，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好坏，无法量化，不直接牵涉排名。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还是对大学的评估，都是“对科研很实，对教学则很虚”。其实，当老师的都知道，在大学里教好书，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很不容易。我这里所指的不是课堂效果，因为那取决于专业、课程、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
我觉得更重要的方面是老师用心教书，对学生负责，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其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我甚至认为，高悬“世界一流”目标，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有时不啻是个灾难。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资源，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世界一流”幻境。结果呢，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
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笳吹弦诵”。毫无疑问，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生产”了很多著名人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但请大家注意，联大校友中，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事实上，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是成功的本科教育。
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杨振宁、何炳棣都再三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这话有道理，但必须加注。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是有较大落差的。但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并不大，原因是什么？第一，大学经费有限，无力发展研究院，西南联大9年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总数不超过100人，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
第二，因当时学校实验设备等教学硬件实在太差，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我说的是理工科）。因此，无论校方和教授们，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根据我翻查的很多史料，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教师薪水表、图书馆资料、仪器设备，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可另一方面，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水平一定高。
如今回过头来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扶上马再送一程。根据杨振宁回忆：“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李政道则称：“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大学没有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但这一缺陷，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
而今天，所有的中国大学，稍微有点样子的，都在拼命发展研究院，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说好听点，大家都在努力迈向“研究型大学”；
说得再透彻点，那就是教授们都在拼自己的业绩。
本科教学不受重视，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在大学里教书，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教师的学术水平，至于教学方面的要求则是很虚很虚。每次晋升职称，因教学好而被评上、或因教学不好而被卡住的，极少极少。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
所谓“教学”与“科研”可以互相扶持，且相得益彰，我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状态”，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确实有既长讲课又擅科研的，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其备课、讲课及辅导学生，同样会影响科研工作——毕竟，我们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而更多的教师则是学有偏胜，或长于教学，或长于著述。假如我们认定，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书育人”，那么，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硬逼着他/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是个亟需解决的难题。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育人”，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成果——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
三、“提奖学术”的困境
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大学——尤其是“985”工程大学，可利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
可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很穷，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可现在不一样了，大学教师诱惑很多，要求大家都“安贫乐道”，很不现实。以后大家收入还会逐渐增加，但工作会越来越忙，可能忙得四脚朝天。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不公平；
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困扰。因此，我们必须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
去年初，我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及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我所说的“半成品”，意思就是作品立意好，作者也下了工夫，但火候未到，还没打磨好，就急匆匆出来了。之所以“精品不精”，主要原因是打磨不够，背后因素则是市场的诱惑，以及教育部的评奖机制，剥夺了学者们本该有的从容、淡定和自信。
以我的观察，最近三十年，好的人文学方面的著作，大体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人撰写；
第二，长期经营；
第三，基本上没有资助。我对人文学领域的大兵团作战，不太以为然。动辄四五十人，真的能“强强联合”吗？我怀疑其实际效果。强大的经费支持，对人文学者来说，不是最关键的，有时甚至还坏事。为什么？因为拿人家的钱，就得急着出成果，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再拷贝到人文学。延伸到社会科学，还有道理；
最不适应这套管理机制的，是人文学。
现在提“奖励学术”，都说要以课题为主，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人多势众的“重大课题”。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如果是奖励人文学，我主张“以人为本”，而不以工程、计划为管理目标。原因是，人文学的研究，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逐渐摸索，最后才走出来的。还没开工，就得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你只能瞎编。如此一来，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学问做不好，表却填得很漂亮。而且，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我建议政府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
外面传说，北大有一个规定，两个人同样评教授，一个人有课题，一个人没课题，如果成果一样，那就应该给那没课题的。因为，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还和你做得一样好，可见他的学术水平更高。这属于美好的误会，北大其实没那么“另类”。最近学校开会，还在提醒我们尽量争取课题。只不过，北大的教授们，确实不太愿意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我觉得，管理部门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学者不愿意做课题。我的建议是，允许学者不做课题，但出了成果摆在那里，请专家鉴定，真好的话，值多少钱，10万、20万、50万，你给我，我继续做研究，至于怎么做，我自己决定。在国外，也有这种情况，奖励你科研经费，后面的活，你自己做。这样的话，什么时候发论文，什么时候出书，我来把握。现在的状况是：按工程进度，一年或三年，必须结项。做不出来，你也必须硬撑，送上一堆夹生饭。对人文学者来说，每天忙着填表，不是好事情。恕我直言，今天的中国大学很有钱，但学术环境及整体氛围不如80年代。
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11期）中，我曾谈及，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而是被教育主管部门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经过这么一番“积极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可没有悠闲，没有沉思，没有诗意与想象力，对于人文学来说，这绝对是致命的。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谈论“精神超越”或“压在纸背的心情”，似乎有点奢侈。
■点评
大学：“美国化”及其他
从文化-政治的视角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时代实是一个格式化、模式化的时代。在此一时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理想图景”和制度安排俨然获得了“普世”的意义，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麦当劳化”以及其所赖以为基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然成为人们考量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后发国家之现代化程度的当然判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在我看来，我们的大学也在一定程度上难辞其咎。因为作为一国知识生产、创造和传播的核心单位，一旦大学丧失反思品格和创造精神，一个民族显然在这个方面也只能逐渐丧失它的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陈平原的问题意识，亦即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之道”的想象。
陈平原讨论了三个问题，但在我看来他其实主要讨论了两个层面不同且互有张力的问题：一是我刚刚谈到的大学的美国化问题，二是我在其他场合曾极力批判的“知识规划”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却是处于不同层面的：前者指向的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风中大学评价的单一化问题，以及与此相勾连的、我所谓的“科研驱逐教学”的问题；
而后者指向的实是学术不自主的问题，因为这种中国式的“知识规划”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在于它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以及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方式和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显而易见，如果说前者属于大学过于西方化的问题，那么后者似可归结为我们仍须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因此，这至少命令我们还必须追问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当下中国大学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究竟哪些属于过于西方化的问题（或毋宁说“南橘北枳效应”使然）？哪些属于仍须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这两者之间又是何种关系？这两种表面上处于不同层面的问题是否在更深的层面上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或相关性？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