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圆 钱雨婷 王伊攀
为了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11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①资料来源：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59511.htm。。该《意见》是将******对新时代老龄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落实为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的纲领性文件。其针对如何积极养老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具体措施：一是要“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二是强调要“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探索通过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等增加农村老年人收入”。前者是目前我国最为普遍的以与子女同住为核心特征的家庭养老方式②艾媒咨询2020年养老模式占比调查显示，以子女同住为核心的家庭养老占到90%，机构养老占到7%，社区养老占到3%。，后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发展方向。那么，上述两个具体措施之间是否能够相互兼容促进？如何协调上述两个发展目标？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央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能否切实贯彻到解决养老问题的实践之中，进而影响老年群体“老有所养”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养老第三支柱被寄予越来越多的期望来解决养老问题①第三支柱是指个人利用金融手段增加养老保障供给的个人商业养老，广义上包含储蓄、保险、基金、银行理财等金融产品。。当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以“三支柱”为主要形式，由于存在第一支柱深度不足、第二支柱覆盖有限等现实问题②资料来源：《上海证券报》。2020年我国第一支柱养老基金首次出现当期结余为负的养老金缺口，而第二支柱，全国仅有10.5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且以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员工无法享受到企业年金政策。，推动发展养老第三支柱成为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举措。作为多层次养老体系中最具发展潜力的组成部分，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不仅能有效增加养老保障供给，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方面的养老需求，还能变储蓄养老为投资养老，完善新型养老保障路径，最大程度上维护老年人的养老话语权和生活自主权。2021年3月“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③资料来源：http://www.gov.cn/guowuyuan/zfgzbg.htm。，凸显了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重要性。此后多项利好第三支柱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相继推出。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让老年群体自主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在自负风险、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补充养老渠道④资料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4/21/content_5686402.htm。，丰富老年群体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提高自我养老能力。然而，与政策不断出台的火热程度相反，目前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面临老年群体参与率过低的问题，建设遇冷。金融产品投资养老是养老第三支柱的具体实现形式，但据《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2）》显示，我国养老理财、基金、股票等养老金融产品的参与率均低于15%。⑤资料来源：http://www.caff50.net/uploads/2022/11/151437167228.pdf。我国老年群体的养老资金大多投入于储蓄，相较于其他理财方式，储蓄收益低且多以短期为主，养老属性较弱，难以全面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支出。因此，探究影响养老第三支柱参与的因素、寻找出促进养老第三支柱发展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对于积极养老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探究影响养老第三支柱参与的因素不应脱离目前的养老现状，需要基于我国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来讨论。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以子女同住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是我国目前最为普遍的养老方式，第三养老支柱的建设能否与这种养老现状相互适应、协同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养老第三支柱发展顺利与否。但当前子女同住与养老第三支柱建设两者之间是否能协同配合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现有文献认为，子女共同居住对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可能存在两种截然相对的关系：第一种是子女同住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子女同住增加代际往来的同时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了老年人对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持有比重（汤凌霄、潘文东，2021）。第二种是子女同住阻碍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两者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子女同住会对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子女同住加重了父母的生活负担，相较于独居，老年人在生活上和经济上的付出显著增加，代际支持的下降和休闲时间的减少抑制其参与金融投资的意愿和投资金额（卢亚娟等，2019），并且在叠加少子化现象后，这种替代关系更加显著（穆怀中，2022）。具体哪种关系占据主导尚无定论，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养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子女同住对老年人金融参与的影响，来检验子女同住和养老第三支柱发展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两者关系的机制，以实现两者协同效应最大化。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子女同住和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分析验证在现有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基础上发展养老第三支柱的可行性，为探索养老第三支柱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在现有文献中，鲜少有文献探讨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之间的关系，穆怀中（2022）以子女数量作为衡量标准的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储蓄之间的关系采用宏观数据进行模拟分析，但并未深入到个体层面探讨。本文采用子女同住作为衡量家庭养老的强度指标，并结合微观数据库对老年人个体层面上的养老决策及机制进行了讨论。第二，从风险态度、代际支持和知识溢出共三个角度揭示家庭养老影响金融自养的机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情境下老年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产生根源。第三，将养老第三支柱建设作为老年人提高生活自主权的养老方式进行了探索。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对老年人养老经济来源不再局限于第一、二支柱，因为这两种养老保障方式需被动参与且金额有限，常常忽略老年人自身在养老中的能动性，老年人作为养老的主体常常处于被动的位置。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都面临重压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为老年人自主高质量养老提供了可行参考。
（一）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的影响
与子女共同居住作为中国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不仅源于老年父母养老的需要，也是子女缓解孝亲抚幼压力的现实选择。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更加频繁和生育率的不断下降，家庭规模持续缩小，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仅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了0.48人，家庭养老的作用不断被削弱①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197.html。。但更多老年人仍选择与子女共同居住，一方面是由于父母年老后收入的减少和身体机能的下降需要子女的代际支持作为补偿，子女照料“反哺”老年父母符合儒家文化传统（费孝通，1983）。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住促进了代际间的互助照料，父母获得更多陪伴的同时还能帮助子女缓解育儿负担，促进子女劳动就业（卢洪友等，2017）。
然而这种以子女同住为主的养老模式对老年人能否起到真正的养老作用现有文献仍未达成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子女同住有助于老年人积极养老。身体机能的老化和社会支持的缺失使得老年群体抑郁程度不断攀升（靳永爱等，2017），与子女同住不仅能减少老年人生活孤独感，还能让老年人自我价值得到体现（程新峰、姜全保，2019；
吴培材，2018），尤其是对丧偶的老年群体和女性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提升更为显著（邓婷鹤等，2020；
许琪，2018）。与此相对，有观点认为子女同住降低了老年人养老生活质量。一方面，与子女同住后，老年人的家庭身份发生转变，代际关系的重心更向孙代偏移，尤其是老年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务，膳食质量下降较男性更为显著（邓婷鹤等，2016）。另一方面，同住后父母对子女的过度依赖会让老年人产生心理挫败感和自卑感，加重认知功能水平的衰退（王萍等，2016）。因此，仅依靠以子女同住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是很难发挥出“老有所养”的最大效用的。对此，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其他养老模式。大量文献集中探讨了以养老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为主的社会养老能否对家庭养老进行补充，发现社会养老会挤出家庭养老，但这种替代作用是有限的（张川川、陈斌开，2014；
刘一伟，2016）。随着养老资金缺口不断扩大，社会养老难以继续发挥兜底作用来保障老年群体的基本养老生活。
在此背景下，养老第三支柱成为补充家庭养老的一个可行途径。在我国农村，由于劳动力的大量涌出、养老制度不完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难以发挥作用，老年群体逐步通过土地自养、储蓄自养等方式实现自我养老（李俏、陈健，2017）。但在自我养老中，劳动自养受限群体较多，如高龄和身体较弱的老年人很难通过劳动自养来补充养老资源。而养老第三支柱有所不同，信息渠道的拓宽和适老化金融产品的推出，不仅促进了我国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投资比重，还充分发挥老年人养老主动性，高质量实现自主养老。
现实生活中，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常常是密不可分的，但鲜少有文献探究两者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父母和子女同住后可能会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亲子间的互动不仅可以减少老年孤独，提升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邓敏，2019），还给予老年人积极投身于金融市场的信心和底气。但父母和子女同住后也可能会抑制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同住带来的过度依赖和对家庭劳动的付出会让老年人逐渐失去对生活的自我控制，减少投资理财的频率，金融自养能力逐渐下降。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子女同住会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提高老年人的金融参与，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
假设1.2：子女同住会阻碍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降低老年人的金融参与，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
（二）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影响的作用机制
为了深入探讨子女同住和养老第三支柱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从风险态度、代际支持和知识溢出三个角度研究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的影响，并结合家庭特征和老年人自身特征提出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
1.风险态度
子女同住会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安全感。基于身心机能下降和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绝大多数老年人希望通过子女的照料来提高养老质量，快速融入现代社会。子女支持的养老功能会随着同住得以加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自我价值体现也会随之不断提高（江克忠、陈友华，2016）。因此，子女同住给予的安全感将成为缓解老年群体风险厌恶的重要渠道，有助于老年人提高社会互动程度和理性参与投资理财。
居民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投资决策。从老年人个体角度看，风险厌恶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提高（易祯、朱超，2017；
卢亚娟等，2019），老年人在减少持有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同时会增加起到养老保障作用的金融资产投入（胡振、臧日宏，2016；
段军山、崔蒙雪，2016）。从社会角度看，风险承受能力和社会互动呈现正向关系，老年人在与子女同住过程中能够吸纳更多的投资信息、承受更高风险，更大概率地参与金融市场。因此，本文认为，子女同住会提高老年人的风险偏好，促进其对金融资产的投资。
假设2.1：子女同住会降低老年人的风险厌恶，提升其金融投资的参与程度，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
2.代际支持
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同住的代际居住安排是中国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中国传统的“反哺”代际支持模式相契合与统一的，这种代际居住安排也是实现代际支持和交换功能的重要途径（李婷、胡文波，2021）。父母和子女间的代际转移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和劳动支持两个维度。
子女同住后，经济支持会逐渐向下转移，而劳动支持会显著提升。经济支持方面，老年人会以经济补贴如家庭费用支出的形式给予同住子女经济支持。同住提高了子女在生活和精神上的养老供给，但同时减少了对父母的经济赡养（张苏、王婕，2015），并且隔代照料频率越高，该现象越明显（江克忠等，2013）。劳动支持方面，亲子双方得到的照料都会随着同住有所增加。不仅同住的老年人能获得子代更频繁的生活照顾（慈勤英、宁雯雯，2018），而且老年人选择和子女同住释放了家庭年轻劳动力，尤其是对年轻女性而言，父母的帮助缓解了工作压力和照料家庭之间的冲突（宋月萍，2019），代际关系更加紧密。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参与金融投资的影响各不相同。劳动支持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女性劳动供给和风险偏好程度，间接影响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汤凌霄、潘文东，2021）。而经济上的支持对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经济支持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金融资产投资，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养老金和代际支持，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越多，父母愿意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经济支持的提高也可能会抑制老年人金融资产投资，与子女同住后抚养负担的加重使老年人将原可以投资于金融市场的资金更多地投入消费领域中，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逐渐降低。同时，物质和精神的保障可以减少老年人“老无所养”的担忧，预防性储蓄作用降低（李婧、许晨辰，2020）。因此，本文认为与子女同住后，老年人的代际转移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影响其金融参与。
假设2.2a：子女同住会减少父母得到的经济支持同时增加父母给予的经济支持，提升了老年人金融投资的参与程度，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
假设2.2b：子女同住会减少父母得到的经济支持同时增加父母给予的经济支持，降低了老年人金融投资的参与程度，阻碍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
假设2.3：子女同住促进亲子之间的劳动支持，提升老年人金融投资的参与程度，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
3.知识溢出
子女同住通过提高亲子间的沟通频率、老年人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来提升老年人知识溢出水平。从沟通频率来看，子女同住不但能缩短老年人和家庭成员间的距离，增强代际交流，还能满足其精神上的养老需求，减少老年孤独的困扰（余央央、陈杰，2020）。子女同住是增强老年人认知能力和安全感的有效方式（崔颖、刘宏，2019），老年人可以通过提高和子女之间交流频率，加强自身的金融素养能力。从互联网使用程度来看，身心机能下降导致的种种问题成为了老年人上网的最大“拦路虎”。当在上网过程中受阻时，近九成的老年人首选求助的对象是家人，尤其会向家中的晚辈询问操作方式。因此，与子女同住是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重要桥梁之一，能推动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知识溢出水平的提升能对老年人金融投资起到促进作用。首先，沟通频率的提高有助于金融信息的获取，通过代际交流，老年群体可以有更多金融知识运用到投资理财中，并且大多数老年人对子女的信任程度较高，更愿意相信子女提供的消息。其次，金融知识的提高不仅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收入贫困和资产贫困，还能适当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增加金融投资，有效实现财富积累的同时提高养老独立性（单德朋，2019；
尹志超、张号栋，2017）。最后，互联网的使用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削弱有限参与机会限制以及增强社会互动行为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周广肃、梁琪，2018）。在数字化生活中，老年群体不仅改善了以往繁琐的支付方式，打破传统的理财观念，还提高了自身养老能力，加强养老第三支柱的养老功能。
假设2.4：子女同住会提高老年人知识溢出水平，提升其金融投资的参与程度，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
（一）数据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通过子女同住对老年人金融参与的影响来探究子女同住和养老第三支柱建设之间的关系，而CFPS的经济问卷提问的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数据，包含了老年人自身和家庭成员的金融资产，因此本文选择老年人作为户主（财务回答人）的家庭进行研究，具体界定采用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家哪位家庭成员最熟悉并且可以回答家庭财务的部分问题”。家庭养老中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代际转移对老年人金融参与的影响不可忽视，但CFPS直到2016年的调查问卷中才有对代际关系的具体问题，因此本文选择2016年和2018年两期的CFPS数据进行研究，剔除缺失数据后，最终保留了6826位60岁以上受访者的样本信息。同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扩充了样本，使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四期CFPS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二）变量选择
1.金融参与情况。
本文根据风险程度将金融资产分成无风险金融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宗庆庆等，2015）。由于许多老年人对金融产品的接受度并不高，因此用“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变量来探究老年人是否进行金融投资，使用无风险金融资产金额、风险金融资产金额和风险金融资产占比来反映参与程度。CFPS中金融产品金额有较多的缺失值，因此将资产金额全部加1后取对数作平滑处理。
2.子女同住。
与大多数文献相一致（江克忠、陈友华，2016；
陈英姿、孙伟，2020），本文采用是否共同居住在家中来刻画子女和父母的居住模式，即是否存在物理外出，若短期离开但三个月内会回来并且会在这个家中长住视为住在这个家，强调亲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是否共同居住。此外，CFPS数据库还调查了父母和子女经济上是否在一个家，即是否同灶吃饭。若不需要供养这个家庭，也不需要这个家庭供养即为经济不同住，强调经济上的联系。由于这种衡量方式只能反映父母和子女的经济往来，对亲子同住时其他代际支持发生的变化无法显现，因此仅用于稳健性检验。
3.中介变量。
本文选择风险态度、代际支持和知识溢出作为中介变量。参考Dardanoni（2008）关于风险态度指标的构建方式，选择用预防性储蓄动机反映风险态度，变量数值越大，说明老年人为了预防不确定事件发生而留有的储蓄越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更低。并且剔除家庭净资产小于0的样本数据。代际支持分为经济支持和劳动支持两个指标。知识溢出分为沟通频率、金融知识和互联网使用三个变量。
4.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分成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人特征主要是户主的性别、年龄、婚姻、身体状况、认知能力、受教育水平、个人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家庭特征是指家庭成员人数和家庭拥有的住房数量。
（三）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老年人仅有4.4%，其中风险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平均只有2.0%，说明我国老年群体在金融市场中仅为“有限参与”，大多数老人仍是以储蓄作为管理金融资产的主要方式，风险态度居于保守。从养老模式来看，父母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比例为30.7%，证实了我国家庭养老功能有所减弱，仅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的方式“养儿防老”。
表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为了考察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在子女是否同住情形下的组间差异，本文进行了相关的t检验，如表2所示。对于4728个子女不同住样本和2098个子女同住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养老第三支柱在子女是否同住情形下存在显著差异，且子女同住情形下的均值高于子女不同住情形。
表2 是否与子女同住两种情形下的样本t检验
（四）模型设定
1.Probit模型
首先，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子女同住对老年人风险金融资产参与的影响，构造模型如下：
其中，式（1）中Asset反映的是老年人风险金融资产参与的虚拟变量，如果受访老年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livingi表示家庭i亲子是否同住，如果子女和父母同住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xi为一组控制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
2.Tobit模型
考虑到样本中仅有4.4%的老年人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无风险金融资产的情况比较普遍，数据的截断特征明显，因此运用Tobit模型分析子女同住对老年人金融资产投资金额以及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构造模型如下：
在式（2）中，Si表示家庭i金融资产的投资金额以及风险金融资产占比，Si*表示金融资产的投资金额以及风险金融资产占比大于0的部分；
livingi、xi和μi的含义与前文相同。
3.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使用逐步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Yi是因变量，表示老年人是否参与风险投资、无风险金融资产金额、风险金融资产投资金额以及风险投资占比四个变量；
Mi为中介变量，分别是风险态度、代际支持和知识溢出；
livingi、xi和μi的含义与前文相同。
本部分主要从参与程度和配置水平两个角度分析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给出了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影响。模型1是用Probit模型对子女同住与老年人风险金融资产参与概率进行估计。模型2-4是用Tobit模型对子女同住与老年人金融资产数额和占比进行了估计。模型5是父母消费支出对子女同住的回归，用于机制辅助分析。
表3 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影响
从模型1-4中可以看出，父母与子女同住显著提高了老年人金融参与，即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是互补关系。在是否参与金融投资问题上，模型1显示子女同住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促进了老年人的金融市场参与，即子女同住促进了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在金融投资参与程度上，无论是无风险金融资产还是风险金融资产，子女同住都在1%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金融资产投资金额的增加，风险金融资产占比显著提高了1.614%。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后安全感更高、经济支持更多、金融知识更丰富等原因造成的。
（二）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受访者的性别、居住地区、子女教育水平以及个人收入进行了分组，观察子女同住在不同类型老年群体中对其金融参与的影响，分析其在推动养老第三支柱建设方面的差异。由于大多数老年人风险态度保守，银行存款持有金额的差异性并不大，但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决策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异质性分析选择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作为金融参与程度的衡量指标，探究不同群体对金融参与的影响差异。
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子女同住对男性户主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占比的影响会高于女性户主。已有文献表明，相比于女性，男性原本就更偏好股票、基金等高风险金融资产（魏下海、万江滔，2020），而子女同住会对男性户主产生更显著的促进效应。将地区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进行划分，结果发现东部地区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后对风险金融资产占比提升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地区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教育、环境等都会对老年人的金融投资产生影响。东部地区金融市场更为完善、收入水平较高且适老性设备更齐全，子女同住易于促进老年人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子女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同住越能显著促进父母投资于风险资产。一方面是由于学历是营造家庭文化氛围的重要渠道，氛围越浓厚，老年人知识储备越完善，投资组合会更加多元化（萧端、吕俞璇，2018；
Ma and Wen，2016）。另一方面，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收入的稳定（吴卫星、沈涛，2015），收入作为家庭关系的催化剂，不仅能牢固家庭理财安全网，还能在促进家庭和谐发展的同时提高老年人理财资本。对于户主个人收入而言，高收入的老年人在子女同住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随着老年人收入的不断增加，可投资的资产也不断增加，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不断提高，财富效应显著（魏先华等，2014）。即便子女同住，高收入群体也能够在满足家庭整体消费的基础上进行财富增值，将闲置资金投入到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中获得额外收益。而低收入的老年群体在和子女同住后不仅要负担自身养老费用，还可能要对子、孙辈进行隐形费用补贴，难以运作资金获得超额收益。整体来看，居住地区越发达、子女教育水平越高、个人收入越高，家庭养老对养老第三支柱发展的影响越显著。
表4 子女同住影响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异质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使用“同一村居子女同住的比例”作为工具变量
子女同住对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影响可能受到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选择“同一村居子女同住的比例”作为子女同住的工具变量。本文认为亲子之间是否同住可能受到周围邻居的影响，但是同一小区的居住模式对单个家庭的金融参与并无影响，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假定。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6所示。子女同住显著增加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并且相较于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的金额增加的更多，占比提高更为显著。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前文检验结果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
2.使用其他指标刻画子女同住
本文在基准回归时选择用“是否物理外出”作为解释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是否同灶吃饭”来衡量子女同住，使用和基准相同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模型7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和子女在经济上的同住仍能促进老年人参与风险投资，促进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
3.扩充样本
本文扩大样本量，选择了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FPS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使得回归结果更加有说服性，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8所示。回归发现子女同住后，老年人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度显著增加，这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一致。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主要从风险态度、代际支持和知识溢出共三个方面检验子女同住影响养老第三支柱建设的渠道。
（一）风险态度
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和子女同住会降低老年人对风险厌恶的程度，从而增加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风险态度过于保守谨慎是制约老年群体参与金融市场，尤其是风险金融投资的关键因素。不同于储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求较高，要想提高养老第三支柱的覆盖率，需要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而子女同住给予的安全感正是缓解老年群体风险厌恶的重要手段。子女同住后，老年人各方面的养老需求得到满足，其归属感不断增强，认为即使发生金融损失也会有子女的经济援助和养老保险作为后盾支持，风险承受能力有所提升。风险态度的改变对老年人选择何种金融资产起到重要影响。从表6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偏好风险的态度显著提高了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入金额，但没有改变对现金和存款的金额。许多老年人风险态度偏向保守，若更偏好风险，老年人可能会适当增加适老化理财产品的购买，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同时理财渠道更加丰富，有助于老年人的财富积累。但对于现金和存款，老年人仍会选择保持已持有的金额以备不时之需。
表6 风险态度机制
（二）代际支持
1.经济支持
从表7的结果可以看出，子女同住会提高父母给予的经济支持，但同时会减少父母得到的经济支持，并且两者在对老年人金融参与的影响上存在差异。从子女角度看，不同住子女为了弥补不能及时在父母身边陪伴照料的亏欠，一般会选择增加对父母经济上的赡养。而子女在同住后，经济回报会有所减弱，更关注对父母的非经济支持。从父母角度看，同住后对水、电、煤等家庭支出的承担或是对孙辈生活补贴的提高，会直接或间接地减少子女的经济支出。本文对消费支出进行回归分析（表3模型5）后证实父母在同住后会在家庭支出中投入更多。在金融配置上，一方面，父母给予的经济支持会促进老年人持有更多的现金和存款，这可能是由于同住后老年人需要持有更多现金和短期存款来维持日常生活，而风险金融资产的时效性较长，流动性相对弱，因此，老年人更倾向于持有无风险金融资产。另一方面，父母得到的经济支持会挤出老年人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即子女给予的经济帮助越多，老年人对金融产品的投入越少。这表明父母不会将从子女处得到的经济支持用于有风险的金融投资活动，子女给予越多父母越不会参与金融投资。整体上，子女同住减少了父母得到的经济支持，反而促进了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
表7 经济支持机制
2.劳动支持
从表8的结果可以看出，子女和父母同住后会显著增加亲子之间的相互照料，其中父母给予的劳动支持会促进老年人自身更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现代社会中，请父母帮忙照料家庭是大多数子女解决生活与事业难以兼顾的有效手段，与子女同住相较于独居能发挥出更大效用，促进代际间的互相照料。尤其是对大多数已经退休的老年人而言，时间成本较低，有充分的空闲时间帮助子女照顾下一代。但父母和子女的相互照料并不都能对老年人金融参与有影响。一方面，老年人帮助子女照料家务和孙辈显著推动了老年人参与风险金融投资。随着老年人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和家务劳作，家庭中年轻劳动力得以释放，家庭收入提高的同时家庭环境也更加和谐，同时老年人在家庭金融参与中拥有更高的话语权，这都有助于老年人参与金融投资（汤凌霄、潘文东，2021）。但另一方面，父母得到的劳动支持对金融自养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子女对老年人的起居照料可能会增加其对子女的依赖，同时抑制自我养老意识的觉醒，不会影响老年人金融参与。综上，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劳动支持更能促进个人养老金参与，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未发现该效应，支持了子女同住的代际交换动机。
表8 劳动支持机制
（三）知识溢出
1.沟通频率和金融知识
从表9的结果可以看出，父母和子女同住后沟通频率会显著提高，从而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入。本文认为沟通频率主要反映了子女对老年人的知识溢出水平。不同于年轻人，老年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较低，大多数老年人认为金融产品的风险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并且对已经推出的适老化理财产品并不清楚或是持有怀疑的态度。老年人和子女同住后，子女以及孙辈的陪伴和交流不仅能增强彼此的亲近感和依赖度，而且能作为老年人获取新鲜资讯的一个重要途径，增加对金融产品的认知和理解。金融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助于老年人增加参与金融市场的意愿，尤其是对风险资产的投入会较之前增加的更为显著。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机制，本文利用金融知识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探究，由于CFPS中仅2018年有对金融知识的调查，因此利用2018年60岁以上样本对金融知识的判断进行验证，证实了子女同住会通过知识溢出增加老年人对金融资产的投入。
表9 沟通频率和金融知识机制
2.互联网使用
从表10的结果可以看出，父母和子女同住会促进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从而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入。我国老年网民渗透率不到二成，更多老年人是处于被动上网的状态，需要他人指导和帮助①资料来源：《极光：2019年老年群体触网研究报告》。。而子女同住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距离的缩进有助于子女和孙辈帮助老年人使用移动设备上网，方便其看新闻资讯和了解新事物。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学习、娱乐、社交等等都可以借助网络来实现，金融领域也是如此。老年人上网频率的增加，不仅能学到更全面的金融知识，了解到更多适老型的金融产品，提高其养老保障，还能有助于老年人方便快捷地进行投资理财。
表10 互联网使用机制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背景下，仅靠家庭养老这一主流养老方式难以满足当前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社会养老保障方面，第一和第二养老支柱的发展仍存在保障深度不足、覆盖能力有限等问题，在短期难以得到改善。对此，《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在鼓励子女就近居住，加大家庭养老供给能力的同时提高对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促进和规范作用。因此，为了探究养老模式融合的效果最大化，本文着重研究了养老第三支柱，能否对家庭养老供给不足的部分进行有效补充，这是当前促进老年人积极养老的关键。
本文使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研究子女同住对老年群体金融参与的影响，探究子女同住和发展养老第三支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子女同住显著提高了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和投资金额，尤其是显著增加了老年群体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表明以子女同住为核心的家庭养老能够有效推动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当老年人为男性、居住东部地区、子女教育水平和个人收入高时，这种促进效应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子女同住降低了老年群体的风险厌恶程度、增加其知识认知和信息接触，从而增加老年人金融投资；
同时发现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劳动支持更能促进个人养老金参与，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未发现该效应，支持了子女同住的代际交换动机。
本文探讨了在社会养老供给不足的当下，家庭养老作为主流养老模式，通过和养老第三支柱的深度融合，化被动养老为主动养老。尽管目前有多项政策利好养老第三支柱，但其参与率低的困境依旧严峻，解决方案应立足于家庭养老为主流的现实背景。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以子女同住为核心的家庭养老和第三支柱养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融合促进的关系，第三支柱的建设要充分借助老年人子女同住的促进效应。一方面，为子女同住扫清制度障碍。对于父母投奔异地子女生活的，政策应在允许随迁和方便随迁两个维度着力。另一方面，加大第三支柱养老的宣讲力度，相关政策宣传工作要面向家庭，不仅让老年人了解参与第三支柱养老的益处，更重要的是让老年人的子女意识到养老第三支柱对于家庭养老的补充作用。
其次，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要合理地将老年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信息接受能力纳入评估，降低养老第三支柱产品的选择门槛，提升老年人参与养老第三支柱的能力。对政府来说，应建立国家适老金融产品目录，规范、加大推动构建养老金融产品专区专柜建设，同时，建立“专家团队”准入机制，鼓励专家走进社区，为老年人讲解养老金融产品，让老年人听得懂、买得明白。对企业而言，需建立养老产品的风险预警制度，并对不同养老产品进行严格的风险等级划分，瞄准不同的目标群体，以低波动、收益相对稳健、风险相对可控的产品为先导，提高养老金融产品辨识度，与养老财富管理需求的应用场景有效结合，更加契合老年人养老需求。
最后，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子女数量少的父母更加依赖于自身养老投资，更愿意参与养老第三支柱的建设，可将独生子女家庭为突破口撬动养老第三支柱市场的发展。独生子女家庭面临工作、孝亲、抚幼多重压力叠加问题。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遵从者，不应让独生子女家庭独自承担因遵从政策带来的成本，政府应加大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政策倾斜力度，让独生子女有更充足的精力和时间照顾父母。具体措施有：对独生子女家庭适度提高养老补贴或者加大个人所得税减免力度；
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缓解家庭中“抚幼”对“孝亲”的挤压；
设立独生子女照料假，为其同住照料父母提供时间上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