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盈利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是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 不变味的关键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常怀远虑、 居安思危,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73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反腐败的斗争史。
在不同历史时期, 党风廉政建设始终与同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同频共振。
走在党的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 抓好廉政建设这一重大政治课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 充分汲取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实践智慧, 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革命优良传统的历史认知, 而且对于新的历史阶段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实现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也不无裨益。
延安时期, 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先进性、 纯洁性建设, 推进廉政建设的关键时期。
当时, 虽然物质生活极为困难, 战争环境艰苦恶劣, 但是, 中国共产党人要“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2]136。
建设一个纯洁的、 风清气正的、 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至关重要。
推进廉政建设一刻不能容缓, 一刻不能拖延, 一刻不能轻视。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生成逻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
1.1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使然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时刻警示我们, 共产党如果腐败变质, 丧失本质属性, 就会人心涣散, 最终走向失败。
廉政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有之义, 也是通往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
马克思、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11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 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着全民族的利益。
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敢于发现和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和弊病问题[5]。
敢于发现、 敢于正视并且敢于同党内存在的弊病做斗争, 这不仅是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的标志, 更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敢于自我革命、 善于自我革命的应有之义。
1.2 边区腐败现状的问题倒逼
从实践逻辑来看, 随着边区腐败问题的出现, 廉政建设被赋予新的时代任务, 由于“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6]186以及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 很多党员干部思想不纯、 作风不正等问题层出不穷, 党内个别利益团体、 个别腐化分子丧失理想信念, 全然不顾纪法底线, 做出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 严重影响党内团结, 危害到党的良好形象和党在边区的执政安全。
据统计, 1937年至1938年两年时间内, 陕甘宁边区就发生了180起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
例如, 陕甘宁边区煤炭厂经理党凤梧, 贪污公款、 贩卖鸦片、 营私舞弊; 八路军某团团长周时源贪污公款并潜逃; 边区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 贪污公款高达3 050元, 并以为国民党效忠为荣, 严重破坏党内团结……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 背叛党和人民的腐败行为, 严重侵蚀着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1939年, 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尖锐指出, 如果不同这些问题作严肃的斗争, 那么, “党在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就会瓦解, 革命就会失败”[7]608。
张闻天痛心疾首地强调, 早期若不能“整理”却搞腐化, 到危急时刻便会手足无措。[8]427
1.3 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坚强保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继中央苏区时期、 在全国范围执政之前的一次重要的局部执政实践, 也是党走向成熟、 发展和壮大的重要时期。
持久深入的探索让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 廉政建设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是一个包含廉政思想、 制度与实践层面的系统综合体。[9]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 作为全面执政的一块“试验田”, 有效的廉政建设能够使党始终保持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有效的廉政建设能够实现全面从严管党治党, 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保持党的初心使命不变质、 不变味, 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保持国家持续稳定和有效治理, 不断实现全面执政。
因此, 在这一时期开展廉政建设就自然成为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的坚强保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 只有进行一场关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创新实践, 着力加强建设廉洁政府、 厉行廉洁政治, 才能使党更好地担负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双重任务, 更好地实现由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的伟大胜利。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从严治罪、 建章立制、 民主监督, 从而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意识自觉、 纪律自觉以及制度自觉的反腐倡廉之路, 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为新时代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路提供了深厚的历史遵循。
2.1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强化廉洁自律意识自觉
思想政治教育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廉政建设的基本方法与核心抓手。
毛泽东认为, 掌握思想教育,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0]1094。
全党要凝心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这一重大任务, 思想教育必不可少。
基于此, 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通过2项措施, 有效强化了党员干部的廉政思想教育。
第一, 加强廉政理论教育。
廉政理论教育贯穿了延安时期的各个重要阶段, 从抗战爆发伊始, 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糖衣炮弹的引诱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7]391的号召; 到抗战相持阶段, 面对党内出现的各种腐败问题,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要求, 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皖南事变爆发后, 毛泽东同志在文中严肃指出, 必须和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腐化现象作斗争[10]793, 提醒党的干部要明辨是非, 在复杂的环境中既要发展经济, 又要防止党内腐化; 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 毛泽东深谋远虑, 借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保持清醒, 保持学习的态度, 万万不可冲昏了头脑, 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第二, 强化思想作风教育。
党中央和政府结合廉政建设的具体实际, 重点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两方面入手端正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11]毛泽东同志以国际友人白求恩和普通战士张思德毫不利己、 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树立起扣人心弦的时代楷模, 强化宗旨教育; 身居要职的高级领导干部清正廉洁、 亲历亲为、 以身作则、 勤俭节约的高尚品质, 带动起人人崇尚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从理论上看, 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对如何维护党群关系、 如何得到人民群众拥护、 如何开展党群工作的探索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从实践上看, 延安时期构建了密切的党群关系, 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拥护。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属性, 体现了党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12]
延安时期, 中共中央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突出位置, 把廉政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党、 忠诚于民、 廉洁自律、 自觉抵制腐败的党员干部队伍, 为我们党廉政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才基石。
2.2 从重治罪, 以雷霆反腐之势强化纪律自觉
从严治党, 坚决惩治腐败, 是延安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1941年, 毛泽东同志建议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增加“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3]242的条文, 警告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 有效增强不敢违法的纪律自觉。
具体表现以下2个方面:
第一, 边区党政机关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仅两个月, 就公布了毛泽东同志于1933年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 重申对一切有贪污浪费等腐化行为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坚决给予打击, 首先要在中央各机关进行检举贪污运动; 还颁布了各项文件, 以明文规定的纪律红线对党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惩治贪污条例》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要求政务人员发扬艰苦作风、 厉行廉洁政治, 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
此外, 党中央还逐步完善党的监督执纪机构, 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 对党员的处分进行决定或取消, 受理党员的控诉。
“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 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14]546-547党章还发展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 从组织制度上确定了党委指导下的监委会工作模式[15], 对后来的纪律检查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 对党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惩处毫不手软。
毛泽东同志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 黄克功因为破坏红军纪律、 违反革命政府的法令、 枪杀革命同志, 被处以极刑, 毛泽东同志认定其行为失掉党的立场、 革命的立场、 人的立场。[16]39贪污、 开小差、 为图私利以至叛变革命的肖玉璧, 在被判处死刑后, 《解放日报》的社论将其定义为“小丑”和“莠草”。
党中央对黄克功和肖玉璧的坚决处罚, 就是党从严管党治党的有效论证, 就是对法定条文的绝对践行。
此外, 还有因追求个人发财享乐被开除党籍的史桂芳, 因欺软怕硬、 不辨真伪被开除党籍的党霸分子郝宝林, 因严重破坏党纪军纪被开除党籍的刘振球, 生活腐化、 贪污公款被开除党籍的周时源, 他们都是党内的毒瘤、 堕落腐化的典型, 党中央以雷霆之势对毒瘤的清除是最有效的纪律教育, 彰显了党中央遏制腐败现象滋生、 严明党纪国法的决心。
正是延安时期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不论身份职位高低一律予以高度重视, 绝不姑息养奸, 有效遏制了腐败的发生和蔓延, 对广大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和震慑作用, 强化了不敢腐的纪律自觉, 使党内生态环境拨开了重重迷雾重现光明, 保证了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
2.3 建章立制, 强化廉洁自律的制度自觉
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
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内法规”这一概念, 他强调, 为了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 “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 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7]528。
鉴于此, 延安时期为了更好地推进廉政建设, 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 党中央及相关部门从以下3个方面对党员进行制度约束。
第一, 制定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具有最高的法律位阶, 为之后创设惩治****行为的细化规则提供效力来源。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明确界定了公职人员的职责与权限、 选举和制约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客观上为保障廉洁政治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为建立相关法律制度提供了宪法基础。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为廉政建设建立了整体系统的惩治参考, 首先, 规定了贪污罪的犯罪主体,这对边区公职人员起到“预防针”作用, 属于事前预防; 其次, 对构成贪污犯罪的行为做了归纳, 这是判断是否犯法的遵循, 属于事中如何定罪问题; 最后, 规定了贪污行为的法律后果, 属于事后判决。
据统计, 在边区局部执政的10多年时间里, 共制定和颁行关于反贪污、 反浪费、 反腐败方面的法律法规达千件以上。
由此可见, 边区政府在廉政建设的实践中建立了以最高法律为原则、 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辅助的较为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 不仅各法律之间存在互相依存关系, 法律里的各条规定也存在一定的逻辑顺序, 从而有效控制了各领域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将腐败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 严格干部考核制度, 通过任用德才兼备的干部从根源上来把好防腐拒变关。
政权建设初期, 由于缺乏明确的章程和制度管理, 党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自为政、 自行其事的混乱现象。
为了加强干部的管理工作, 通过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事规程》等文件, 将干部管理工作纳入了正轨。
关于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饷问题, 如果干部们追求高官厚禄、 升官发财, 这样势必会带来中国政治腐败。
因此, 1937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对工作人员发放薪饷也作了严格的规定, 不仅保持和发扬了苏维埃政府吃苦耐劳的传统, 也使全国政权机关得到了一个实际的改革和推动。
第三, 建立财务审计制度,杜绝经济上的贪污腐化现象。
为了在经济上堵塞漏洞,保证各级干部在经济上不犯错误,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设立了审计处, 其职责是审核全边区行政机关的预算决算事项、 征收粮税及其他收支证据事项、 金库收支事项以及检举贪污、 舞弊及浪费事件等。
之后,随着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渐建立了审计制度, 制定和颁布了一些审计方面的法律文件,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财政经济方面的贪污腐化现象。
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制定颁布, 使各级政府和部门有了可遵照执行的准则, 使边区的反腐廉政建设做到了有法可据, 对于各级政府官员依法按章办事, 树立制度自觉意识, 推进政治民主和经济、 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4 发扬民主, 培养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
监督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是完善管理和制度落实的有效措施, 如果监督不力必然会导致腐败的发生。
正如毛泽东同志从执政党的思维高度谈及“历史周期率”, 认为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经之路, 只有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和负责, 政府才不敢松懈, 才能越来越兴盛。[17]149由此, 党中央已经认识到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从以下2个方面实行了具有边区特色的民主政治。
第一, 实行广泛的民主监督。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着重强调党内监督和惩戒。[18]人民有权对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进行控告, 并且控告方式多种多样, 这大大提高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人民检察委员会, 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此部门对政府及党内失职工作人员进行检举揭发, 而各级干部也不能充耳不闻, 要求各级干部以公仆的身份, 充分倾听人民的意见, 认真接受人民的检查和监督, 在向人民报告自己的工作中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及时克服。
这样不仅拓宽了民主监督的渠道, 调动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而且也提高了群众在监督过程中的时效性。
这既维护了人民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 又能有效保障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
正如谢觉哉所说, 腐败分子可以幸逃法网, 但是一定逃不过人民的视线。[19]357
第二, 实施“三三制”, 强化党外监督。
其参与人员的党外人士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非共产党员的其他党派人士, 另一部分是非党派民主人士, 他们有的是边区参议会议员, 有的是边区政府中的行政议员, 通过问责、 提议案和党外人士座谈会等方式, 进行参政议政, 从而发现投机分子和****分子, 及时清除党内贪腐现象, 切实改进和推动政府工作, 充分发挥对边区政府和党员干部的党外监督作用。
作为局部执政的共产党, 要听取不同意见, 接受各阶级各阶层的监督, 党和边区政府要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从而形成一种监督力量, 及时纠正工作中的不足和失误, 实现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 此外, “三三制”政权的设置, 还使得参议会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使其不会被某一部分人掌控, 从而保障参议会内部的民主性以及表达意愿的真实性。
通过广泛的民主监督、 党内党外的监督, 用民主政治有效促进党政领导干部勤政廉政[20], 出现了“十个没有”[7]718的干部新作风和社会新气象, 也有了“只见公仆不见官”[21]1246的社会新风尚, 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边区群众的真诚拥护和真心追随, 为形成清正廉洁的“反腐生态“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所进行的廉政建设伟大实践中, 孕育出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这些理论创造也深刻蕴藏在百年来党的自身建设之中。
汲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和实践智慧, 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继续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3.1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延安时期的成功实践证明, “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22]392是完成党的使命任务的坚强保证。
例如, 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前后,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积极响应, 发布各地区的施政纲领, 虽然在文字上有繁有简, 在内容上有详有略, 但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紧密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
广大党员干部在接到使命任务后, 能够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坚定党的方向和目标, 紧紧依靠在党中央周围, 团结起来同党的敌对分子作斗争, 赢得最大的胜利。
坚持党的领导, 这是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 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23]新时代, 我们党要继续取得成功, 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第一, 坚决捍卫“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准确把握***新时代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系列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 并且坚持系统思维将其落实到各项具体的工作中去, 不折不扣执行党的决议; 第二, 强化推进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尤其是基层党组织体系的建设。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方式, 而基层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布署是保障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要求充分发挥好支部“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使支部真正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 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落实到各级各类党组织和每一名党员, 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组织保障。[24]第三, 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常同党中央要求“对标”, 拿党章党规“扫描”, 练就过硬本领, 增强各项能力, 埋头苦干, 勇毅前行,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力量。
3.2 筑牢思想根基是核心要求
延安时期, 党中央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是筑牢思想根基的重要途径,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教育不断培养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为了使党员干部更好地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与政治教育, 党的机关刊物成为党员教育的舆论阵地。
为了使党员干部接受正规教育, 党中央重视干部学校的创办, 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教育引导干部, 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
延安时期还形成“三会一课”制度, 开启了以支部为依托的经常性教育, 尤其是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 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热潮, 为清除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和教条主义思想、 克服大部分新党员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总书记指出:“注重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 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25]理论上清醒, 政治上才能坚定。
当前, 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 党的思想建设也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的考验, 如果我们知识不够、 眼界不宽、 能力不强, 没有过硬的本领, 就不会有所成就。
第一, 切实增强理论学习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学习中汲取智慧力量、 明确奋斗方向, 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执政本领, 以适应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 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 从中读懂强党之路、 复兴之路, 深刻领悟百年大党的独特魅力, 始终坚持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把党建事业的发展同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相结合, 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 发扬“挤”和“钻”的精神, 多读书、 读好书, 学习政治、 经济、 法律等各方面知识, 充实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第四, 坚持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双向赋能, 形成合力[26], 广大党员干部要胸怀“国之大者”, 扛起主体责任, 在深刻把握“两个确立”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以理论上的清醒保持政治上的坚定。
3.3 法治反腐是关键抓手
实践证明, 从延安时期起, 中国共产党就懂得运用好法治建设这一善药良方, 紧紧抓住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和根本, 积累了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
新征程上, 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努力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必须一刻不停地推进反腐败斗争。
腐败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内容, 我们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内涵, 把握政党政治、 国家治理与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 把反腐败斗争作为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去深入推进。[27]同时, 要将反腐败斗争作为强党强国的重要抓手, 放到两个大局中去定位, 以强大的反腐定力和成效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 从而在多重视域下发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功能作用。
第二, 要不断提高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的综合功效, 持续巩固发展良好的生态政治。[28]549不敢腐是前提, 只有让腐败付出惨痛的代价, 才能让腐败者避之唯恐不及, 通过重拳反腐, 严查彻查, 强化干部不敢腐的纪律自觉; 不能腐是关键, 只有严格党规党纪, 扎紧制度的笼子, 完善制度约束, 才能让妄图钻法律空子的人无机可乘, 进而保障党员干部不能腐的制度自觉; 不想腐是根本, 通过开展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 解决好党员干部思想“总开关”问题,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 守底线, 进而牢筑不想腐的意识自觉。
只要将“三不”体系环环相扣, 共同推进, 标本兼治, 就必定能切实推动新时代廉政建设高质量发展。
第三, 弘扬自我革命精神, 持续正风肃纪反腐。
广大党员干部应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 以破釜沉舟的定力和担当, 自觉过滤杂质、 清除毒素、 割除毒瘤, 坚决斩断“前腐后继”的代际传递, 以自我革命精神将法治反腐进行到底。
3.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校验标准
延安时期, 党中央通过民主选举、 民主监督等途径加强廉政建设, 形成了强大的反腐倡廉声势和清廉的社会风气, 陕甘宁边区也被称为抗日根据地中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为自己谋私利, 是完全为着人民的, 因此, 中国共产党“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0]809, 应该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1]66, 廉政建设的成效如何不是党说了算, 数据统计虽然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问题, 但根本上还是要看老百姓是否拥护, 是否认可。
新时代,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不忘本来, 鉴往知来。
第一, 必须高度重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性教育。
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共产党员是第一身份、 为党工作是第一职责、 为民谋利是第一目标, 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首位, 滋养初心、 锤炼初心、 永葆初心, 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赶考”的心态向党和人民交上1份满意答卷。
第二, 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 补齐法规制度的漏洞和短板, 立足于党章这一“党内根本大法”, 进一步完善加强党内监督的相关法规及各项制度, 同时, 树立法规制度权威, 使党内法规制度成为不可触及的带电“高压线”, 增强制度执行力。
第三, 党员干部必须要自觉接受监督。
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打开“显微镜”, 检查探照自身的不良细菌, 严以修身律己, 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能力和勇气, 敢于善于同腐败和不正之风作斗争, 使主动接受监督成为自觉行动。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作为百年大党, 在新时代暗潮涌动的征程上, 必须对腐败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执着的斗争, 坚持党的领导、 筑牢思想根基、 推进法治反腐, 并且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 不断提高党全面从严管党治党能力, 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矢志奋斗, 砥砺前行, 就一定能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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