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共同富裕：特征、成因及应对措施,供大家参考。
共同富裕：特征、成因及应对措施 2022-03-21 摘要：共同对应着公平，富裕对应着效率，共同富裕意味着效率和公平应该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共同和富裕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富裕，富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共享水平。世界各国发展的事实特征表明，快速解决发展背景下，资本收益率会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使得富裕人群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财富，加剧贫富分化；而税收及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和财富差距，使贫富分化趋于收敛。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的引导下，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定社会预期；多措并举保证共同富裕的稳步推进和最终实现。
关键词：共同富裕，收入和财富差距，公平，效率 一、引言：共同富裕的背景及意义 实现全面小康之后，将共同富裕作为下一个奋斗目标，有其时代意义及内在必要性。首先，推动共同富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于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0 年 GDP 总额达 101.6 万亿元，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美元，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财富也快速增长，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2020》报告显示，2000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社会净财富由不到 39 万亿元上升到 675.5 万亿元，复合年均增速达 16.2%。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1978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171.2 元，而到 2020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 32188.8 元。因此，中国已经具备了推动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有了调整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条件。[1]
其次，推动共同富裕能够有效助力双循环格局的构建，并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能够有效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国内消费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主体格局的构建。同时，推动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也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极少数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其重要的共同点是都在追赶进程中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长期处于低收入行列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多数内部贫富差距很大（刘培林等，2021）。[2] 因此，推动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和分配差距，是迈向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然举措。
再次，共同富裕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因分配体制机制不完善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导向作用，形成了资强劳弱的局面，财产性收入比重不断提升，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城乡之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逐渐扩大。当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有可能会危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Berg A and Ostry J（2011）[3] 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将使得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趋于缩短，在控制其他影响经济增长持续时间的因素后，不平等水平下降 10%，预期的持续增长时间会增加 50%。因此，缩小收入和财富差距、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前提保障。总之，在当前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及时将“共同富裕”作为新奋斗目标，对于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共同富裕的经济内涵：收入差距与财富的分配 共同富裕既是奋斗目标，也是动态过程，是一个寓过程和结果于一体的动态概念（唐任伍，李楚翘，2021）。[4] 本质上，共同富裕是要在发展过程中，将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从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均是资本主义社会，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以美国为例，从 1980 年以来，财富不平等趋势一直在攀升，2018 年最富有的 10%的人群拥有了 77%-78%的社会财富（Saez E and Zucman G，2020）。[5] 这一“富裕”状态并不是我们国家所要追求的，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共同富裕”。当前，将共同富裕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不能延续以往的发展模式，需要加大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提高“共同”在发展中的作用，既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也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共同”对应着公平，“富裕”对应着效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将效率放在了优先的位置，极大地激发了各经济主体的发展潜力，促进了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前，我国已经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将财富和收入控制在合理区域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前文所述，二战之后，极少数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的经济体都在追赶进程中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了一定范围内（刘培林等，2021），[6] 可见当前推进“共同”的实现，对于实现“富裕”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如果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可能会使得贫富进一步分化，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出现经济倒退的不良局面，许多拉美国家不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发展的总体原则应该是“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共同和富裕绝非彼此对立或顾此失彼，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富裕，富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共享水平。
当然，共同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同步同等富裕，而是将居民间收入和财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以及基层一线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基层员工都是中等收入全体的重要组成部分”，[7] 促进共同富裕应该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总之，共同富裕既是奋斗目标，也是过程状态，即以这一目标为引导，在发展过程中将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而保证奋斗目标得以实现。
三、现实：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事实特征 经济增长是否为全社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抑或是经济增长的益处是否在全社会之间公平的享有呢？通过分析主要发达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情况能够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之下，收入和财富更多地向高收入群体和富人集中，马太效应加剧。
（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宏观经济增长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口收入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所导
致的。“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趋势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然而，Piketty T 和 Saez E（2014）[8]指出，近百年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居民之间财富或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没有像库茨涅茨“倒 U 型”曲线所预测的那样变化，而是出现了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皮凯蒂（2014）[9] 绘制了 1910-2010 年间，美国收入前 10%人群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变化曲线图，该比重从 1910-1920 年的 45%-50%下降到 1950 年代的不足 30%；1950 至 1980年代基本处于 30%左右；1980 年代后该比重逐渐上升，到 2010 年约为 50%左右。从图 1 中可知，库兹涅茨所揭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倒 U 型”曲线并不成立，1980 年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倒 U 型”曲线的延伸。
Saez E 和 Zucman G（2019）[11] 测算了 1946 年至 2018 年美国人口收入分配的每百分位的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结果显示，从 1946 年到 1980 年，这一数值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正好吻合（每年 2.0%）；而从 1980 年到 2018 年，这一数值增长率仅为 0.65%，远低于国民收入增长（1.4%）。如果增长得到公平分配，中低收入人群的税前收入应该得到提高，而富人群体的收入则会降低。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扩大。1980-2010 年间，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增加，德国大约增加了 22%，加拿大增加了 13%，英国增加了 13%，意大利增加了 8%，日本增加了 6.4%（斯蒂格利茨等，2017）。[12] 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是趋于不断扩大的。
（二）财富差距高位波动 由于财富具有累积效应，居民间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远远超过收入的不平等程度，“20%的人口占有了社会 80%的财富”，对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仍旧适用。Saez E.and Zucman G.（2020）[13] 利用世界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 ① 和美国分布式宏观经济账户数据分析表明，美国的居民财富差距从 1930 年至 1980 年逐渐缩小，前 10%富有人群财富比重从 1930 年的87%左右下降至1980 年的65%左右，前1%富有人群财富比重从1930年的45%左右下降到1980年的 25%左右，两组比重均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而从 1980 年以来，居民财富差距进一步扩
大，2018 年，美国前 10%的人群占有了约 77%的社会财富，前 1%的人口占有了约 38%的社会财富。精英群体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从 1982 年占美国总财富的 0.13%上升到 2020 年的 1.2%，增长了近 10 倍，如图 2 所示。
根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统计，2009-2019 年间，美国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最高，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 0.8 以上；德国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从 2009 年后上升较多；英国、法国居民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对稳定，基尼系数在 0.65-0.75 之间波动；日本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最低，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 0.65 以下，详见图 3。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居民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在 20 个世纪 30 年代之后有所减小，主要原因一是战争和政治冲击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缩小，尤其是战争对于富裕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冲击巨大；二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始普遍实行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和高福利政策。然而，1980 年代以来，这些国家伴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压力和全球化的冲击，政府的税收和公共政策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包括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以及放松金融管制等，这些变化导致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趋势进一步上升，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甚至超过了 20 个世纪 20 年代的水平，创历史新高。
四、中国居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事实特征及国际对比 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主要发生在 1978-2010 年间，2010 年之后，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逐步趋于稳定。
（一）收入差距“超欧赶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大幅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期，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0.31 上升到 0.45（罗楚亮等，2021）。[15]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03 至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始终在 0.46 以上，2008 年达到最高点 0.491 后有所下降，但 2015 年之后又呈增加态势，2020 年仍达 0.468。
皮凯蒂等人（2017）[16] 利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相关信息综合测算，1978 年至 2015 年，我国收入前 10%群体的收入比重由 1978 年的 27%上升到 2015年的 41%，而后 50%群体的收入占比从 27%下降到 15%。我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正接近美国的水平（收入前 10%群体的收入比重 45%左右），远高于法国的水平（33%左右）。到 2015 年，我国成年居民收入前 10%群体（约 1.06 亿成年人）的收入占全部成年人收入比重为 41.4%，
人均收入为 23.9 万元，约为平均收入的 4 倍；而收入后 50%群体（约 5.3 亿成年人）的收入比重为 14.8%，人均收入仅为 1.7 万，约为平均收入的 30%。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收入群体享受了较高的收入增长率，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较低，使得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城乡居民之间以及城乡居民内部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虽然城镇成年人口占比从1978 年的 20%（1 亿）增长到 2015 年的 55%（6 亿），但城镇成年人口收入的份额却从 30%增加到了 80%，城镇与农村成年人口收入比由 1978 年的 1.9 倍上升到 2015 年的 3.5 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于全国居民收入差距贡献率较高。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小于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期，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 0.18 上升到 0.33；[17]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1988 年为 0.333，2013 年上升至 0.395，2018 年下降到 0.383（王中华，岳希明，2021）。[18]
（二）财富差距逐渐扩大，房产净值贡献巨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财富差距在逐步扩大。2017 年，最富有 20%的家庭其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为 62.1%，财富最少的 20%的家庭其财富占比重仅为 1.6%，前者家庭的总财富是后者的 38.8 倍（杨灿明，孙群力，2019）。[19] 据皮凯蒂等人（2017）
[20] 测算，1995 年至2015 年，最富有 10%群体的财富占全部财富的比重由 1995 年的 40%上升到 2015 年的 67%，已接近美国的水平（72%），高于法国的水平（55%）。2015 年，我国最富有 10%群体的财富比重为 67%，人均财富为 190 万元；而后 50%群体的财富比重仅为 6.4%，人均财富为 3.6 万元；前 10%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后 50%群体平均收入的 52.3 倍。尽管如此，我国后 50%群体的财富份额仍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小于 5%）。根据瑞信《2021 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2015年达到最高值0.819，随后有所下降，2020年为0.704，虽然低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但高于法国和日本。
从财富的组成来看，2017 年全国居民的净财富中，房产净值所占份额高达 72%；房价的增长对财富差距的扩大程度大约为 45%，即若房价保持不变，整个财富差距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