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合集,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合集5篇
【篇1】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合集
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11月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是继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之后，时隔半年，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指出，新一届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按照“新常态”在战略上审慎选择中国的宏观政策，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政策词汇，而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站在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纷争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选择。
***选择在APEC会议国际场合，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一方面有利于“定分止争”，消除各种分歧；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未来宏观政策。
首先，***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特征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逻辑的体系。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无论是经济基本面，还是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仅发生了量的巨变，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用过去的思维思考中国经济既不准确，也不现实。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将在8%以下、7%以上运行。以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4%的速度而言，由于很多人不能准确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减速的趋势，就想当然地认为7.4%的增长是一个很差的速度，认为应该通过政策刺激，让经济增速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轨道上去。这种高速依赖症，恰恰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巨变所致。正如***在演讲中精辟指出的：“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其次，***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机遇，这是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在很多人看来，既然中国经济要减速，将要面临更多的是挑战而非机遇。事实上，5月份***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时候，首先明确的是“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只是意味着速度要下一个台阶，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顺利完成增长驱动力的转换，增速虽然下滑，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总体的含金量都会高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
第三，明确提出深化改革是化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关键，这点可谓切中肯綮。应该承认，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换上了“另一个轨道”，乘客会出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这很正常。如何认识这种风险，如何转换思维，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的确非常关键。比如，面对中国经济的下滑，很多人习惯了过去一下滑就刺激的惯性思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而是不适应这种下滑，不允许下滑。这种风险起码有四：一是刺激依赖症；
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目前投资不力，民营企业家仍然徘徊犹豫，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这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
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是继续人为刺激带来好看的数据，还是痛下决心，通过改革和创新带领中国经济走过激流险滩，这是攸关中国经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在演讲中再一次强调了“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通过改革和创新战胜风险的决心。***肯定了深化改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关键作用，肯定了市场和企业家的重要价值，肯定了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这种表态，对于那些一看中国经济下滑就呼吁刺激的人而言，无疑具有警示意义。笔者认为，从中长期周期而言，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解决这些风险，不是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决心放弃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笔者一直坚持认为，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30年，仍然属于中国黄金发展的30年，中国的增长方式将更加合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将更加包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
【篇2】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合集
***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语义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
“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
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由此可见，******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
“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1 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
2 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
3 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
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新常态”的四大趋势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
一、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
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
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
二、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新常态”下，经济减速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
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所以，******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三、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
以我国为例，1998—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
2013年，则降至12.2%；
2014年1至5月，仅为5.8%。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
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2013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
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
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
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
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
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有精辟论述。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
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
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
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
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
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
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
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
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
【篇3】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合集
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末，******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对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由高速增长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长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经济规律
新常态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我们这里讲的新常态是刻画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经历过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以同样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1969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变化，在经历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终结了高速增长阶段。以1969年为界，日本经济之前10年的平均增速为10.4%，之后10年的平均增速为6.3%，下降4.1个百分点。韩国1988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基本结束高速增长。同样，平均增速从拐点前10年的10%放缓至后10年的7.6%，下降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高速增长经济体在经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符合一般变化规律。
从中国发展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外部压力：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仍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为7.7%，均比2007年回落6.5个百分点。若按季度增长率计算，从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2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内部变化：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出现新特点。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是由内生条件决定的。与过去30多年的情景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降低，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根据国内外多数学者的测算结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左右。
转型预期：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经历程。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传统增长稳态向新的增长稳态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呈现诸多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增长内涵和质量发生变化。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都为7.7%，2014年预计在7.5%左右，都处在7%—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还将随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回落，增长区间也会相应调整。经济减速换挡难以避免，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百分点增量的含义已有不同，比如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大致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而且增长的内涵和质量也将发生变化。正如******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结构优化，服务业等占比递增。与过去追赶阶段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制造业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压力，产业规模扩张空间明显缩小。与此同时，教育、文化、医疗、旅游、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加快。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上升到46.6%，高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动力更替，消费和科技进步贡献提高。进入新常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12年和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1%和50%，2014年上半年为54.4%。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2013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2%，近年来专利申请数量和增长速度明显提升，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壮大。
改革深化，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作用增强。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在深化改革中进行调整。效率主要来自于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创新需要市场充分竞争和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找到方向，这就要求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作用。
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升。进入新常态，“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步逼近甚或超过引进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成为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在中低端领域面临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而在中高端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将遭遇发达国家架构新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约，呈现“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的态势，将倒逼我们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生态环境和潜在风险显性化压力增大。如果说，在过去高增长常态下，资源环境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的话，那么进入新常态，经济规模继续扩大和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和刚性压力将逐步强化。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将明显增多。
综上所述，进入新常态，原有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但随着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新的增长点将不断涌现。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为重塑增长动力创造良好环境，这些新的增长点就会汇聚成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三、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经济运行的新变化，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速换挡，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供需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致。如果不顾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动不动就“踩油门”，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负债上升、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主动作为，适时有序预调微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都存在较大易变性，如果放任市场自我调整，经济增速就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因此，宏观调控要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需要及时有序进行预调微调，避免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
远近结合，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基础上进行政策组合，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防风险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平衡，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更要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提升。财政政策要发挥“定向”功能，加强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等重大工程投入，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政策。货币政策要完善“有保有压”，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定向降准等措施基础上，着力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应成为定向调控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预算管理、税制、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定向调控中有效发挥作用。金融改革要在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有序推进，以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和有效性，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和促进增长等方面的作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发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四、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
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领域入手，形成改革和发展的良性互动。
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过宽，市场监管仍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足。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实行宽进严管，促进政府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继续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从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业，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没有扶持的行业，却收获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这说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土地、资金、技术等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对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紧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按市场导向优化配置。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
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投融资体制改革，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体制条件。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要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一般制造业，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将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中搏击风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
【篇4】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合集
浅析中国经济新常态
作者：尹雨婷
作者机构：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
来源：消费导刊
ISSN：1672-5719
年：2017
卷：000
期：001
页码：94
页数：1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随着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社会的发展更加迅速.在全新的社会发展进程之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高中政治经济学相关知识内容的学习中,新常态也成为了我们高中生常常接触到的新生词汇.在当前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篇5】中国经济新常态论文合集
作者：刘舫舸[1] 作者机构：[1]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1000872 出版物刊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页码：110-112页 年卷期：2015年 第1期
主题词：中国经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术研讨会;基金资助;基金委;社科;国家
摘要：一、引言 2014年11月12日，受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7家期刊联合主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